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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如果一个十岁儿童的记忆可以信任的话，我想，潮湿肮脏的蔓昂从未改变过它的样子，尤其是在漫长的雨季当中。坐在棕榈街１５号公牛饭店的落地玻璃窗内侧向外张望，时而密集，时而稀疏的雨点，无穷无尽地洒落在鹅卵石铺成的凹凸不平的路面上，积水从石头的缝隙中满溢出来，最终变成了一条蔓延着的铅灰色的河流。在横穿道路的时候，男人和女人们小心翼翼地淌过淹及脚背的水面，手中提着他们穿着的纱笼的边角。而在街道的两边，凭借着南部亚洲城市经常可以见到的骑楼的遮掩，瘦小黝黑的当地人既不紧张，也不特别地迟钝，他们只是和任意一个乏味的日子一样，平静地行走。当你注视着他们的平板的脸孔的时候，即使是一个出生在这里，成长在这里的白人，仍然不能够正确地猜出他们是愉快的，抑或还是悲伤。后来在坦达城外，当他们最终明白了我的意思，或者不如说，明白了我手里的金钱的意思以后，他们领着我到达那个地方，指给我看那棵曾经被用来钉死我母亲的柚子树。

    即使在那个时候，他们仍然保持着同样麻木的表情。既不为曾经发生过的死亡感慨，也没有为手中新增的财富而表现出些许的快乐。

    从任何方面看，我都没有理由喜欢这个地方。先是我的父亲，山姆？霍恩，皇家陆军第５３７装甲旅的军官，他在４０年代早期对日作战的大溃败中阵亡。

    然后是我的母亲。二战结束以后，成为寡妇的她从印度回到坦达，那是一座距离我父亲战死的地方最近的城市。所有的人都认为她应该永远离开那里，回到英国去，但是，她只是把我独自送到蔓昂，在一所英国人经营的寄宿学校中读书，当时我十一岁。而她自己却一直留在那个地方。

    她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