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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的情况告诉了我。

    那位海外部副主任跟我说，巴黎记者站的朋友按着雅男寄出最后一封信的地址去找过雅男母子，但是当地人说，她们母子一年前就搬走了。后来，那位记者就用从北京发过去的那张雅男母子的照片，在巴黎的两家报纸上登出了寻人启示。

    三天后，终于找了雅男母子下落。

    听到这里，我有些按耐不住了。我问道：她们母子都还好吗？

    那位副主任看了看我们头儿，然后对我说：孩子很好，在一家教会办的儿童收容院里。

    我的头嗡地一下大了起来，我勐地站起，失声地喊道：那雅男哪？她怎么样啦？快说！

    她三个月前被送进了一家教会医院，目前正在接受治疗。她得的是恶性脑肿瘤，也就是癌症.听到这句话，我整个人一下子就颓落在椅子上。

    过了良久，我象是对头儿和那位副主任说，也象是自言自语：我要去看她，我要去陪她。

    头儿走过来，扶着我抖动不停的肩膀说：小卢啊，别急，别急。你可以去看雅男。

    而且雅男也很想再见你一面。我们正在和法国驻北京的大使馆联系，为你们想办法，争取让你和雅男早一天见面。

    也许是脆弱也许是出于感激，我扑通一下子就跪在了两位主任的面前，我含着眼泪说：我替雅男还有我的儿子冬冬先谢谢二位了。

    我的头儿从来没有看见过我这样激动过，他赶紧过来把我从地上拽起来，他对我说：小卢，不兴这个，不兴这个，快起来，快起来。

    我看到我的头儿和那位副主任的眼睛里面也都噙满了泪花。

    九零年那会儿，不象现在，拿到欧盟十